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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难题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9-25 0:00:00     [ 返回列表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是政府围绕转型期社会问题及其化解而展开。出于“工具理性”推动的结果,宗教信仰缺失、制度安排约束、NGO发育不良与结构性资源短缺等,使得社会工作在介入社会问题化解中的作用有限。这种依附型嵌入性发展特点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专业独立性与职业化发展。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社会问题/制度性缺陷

    【英文标题】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Work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It Faces

    【作者简介】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苗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彭裕,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21009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贫富分化、弱势群体扩大、心理焦虑、环境污染、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凸显,貌似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域,也为社会工作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阻碍社会工作发展的诸多体制性难题依然没有因“问题需求”的拉动而有丝毫的改变,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依然没有超越“以价值为本”而进入“以能力为本”的阶段,不仅存在对社工教育者与学生社工价值理念认同的培养,更存在对政府、社会的社工价值理念的宣传与倡导,乃至培养。而政府对社工价值理念的理解与认识将决定中国社会工作究竟能走多远。①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

    社会工作发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因而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制度基础进行必要的考察与分析。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如下的文化背景与制度基础上展开的:

    (一)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

    社会工作发展需要某些文化基础。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多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并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教义相吻合,甚至最初由宗教慈善服务演变而来。此外,西方人的“罪感文化”,使得做社会工作具备了拯救自己灵魂的意义。因此,社会工作最初由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不足为怪。而反观中国,儒家传统具有“耻感文化”特质,与“罪感文化”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相比,“耻感文化”社会的人是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同时,高度世俗性的社会传统使得社会工作的萌发缺少相似的宗教基础与文化土壤,以致于中国的社会慈善与社会工作,并非为了拯救自己,而是拯救他人与社会,所以政府、施(布)善者、社会工作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意识形态根源于儒家思想,同时融合了佛、道等宗教的果报、施善与教化思想,在施善的同时达到教化的目的。“惠民政策”实际上是目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某种写照。近年来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民众对政府都感激涕零,许多政府官员也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是政府对民众的施恩,社会工作者不过是这一思路的执行者而已。②

    (二)社会转型需要

    “由于转型期社会问题凸显,政府出于‘工具理性’的强烈动机去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期望社会工作能够解决全部或大部分的社会问题。”③就目前的观察,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实际上是“旧单位制”样态下调解工作的拓展,并尝试以此来填补单位制解体后社会支持系统留下的真空,而社会工作介入则是政府希望重组社会形态的一种实用主义尝试,希望社会工作者以问题调停者的姿态介入。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首要动机,如同中国其他的制度舶来品(资本市场等)一样,缺乏顶层设计意识,只能先上马后改良,摸着石头过河,其结果就是改革代价不断螺旋上升的“成本黑洞”与“路径依赖”。

    (三)社会发育与政府职能转变

    国外社会工作的普及与公民社会的兴起高度相关,表现为大量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西方国家推行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合作治理模式。但中国政府则希望有人替政府分忧,而不愿与其分享权力。因此,中国的公民社会仍处在发育初期,NGO发展很不尽如人意,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在此情境下,即便政府有心想把部分工作转移出去,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与异常弱小,也难以承接。由此可见,政府职能转变是以社会充分发育作为基础与前提条件的。长久以来,中国NGO发育不良,很难称之为真正的第三部门,更遑论成为公民社会的载体。在缺少大量NGO的情境下,“小政府与大社会”的施政理念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面对政府失灵,特别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与传统社会管理手段的式微,口头承诺的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实则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倒逼”式改革。

    (四)城乡与区域隔离

    居民基本权利的获得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户籍地政府仅负责辖区内户籍居民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即居民享有的只是“区民待遇”,而非“国民待遇”。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使得离开户籍地居民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证。相较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救助,但终因资源限制与地方政府“自扫门前雪”,面对需要救助的外来人员,社会工作者多“爱莫能助”。

    二、政府、NGO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工作者角色扮演的两难困境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各类社会组织。而“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运作是紧密地镶嵌于国家的体系之中,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或者社会团体的出现并非是完全自发、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而是具有鲜明的国家色彩。”④社会工作者主要的职业场所(NGO)、工作性质、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决定了其必须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去为其争取应有的权利与谋取应得的利益,因而不仅理应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且背负着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权益意识、价值倡导与制度变革的使命。⑤因而社会工作者不总是受政府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同时,在中国有影响的NGO多脱胎于政府组织,成为名义上的NGO与事实上的政府组织,而具有影响力的真正意义上的NGO少之又少。与此同时,资源多掌握在政府手中,NGO所需资源多仰仗于政府的施予,缺少基本的独立性,因而天然具有依附政府的特性,“第三部门”的补充作用自然难以发挥。然而,社会工作需要保持专业独立性与专业伦理,许多NGO与工作其中的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角色本身就是相互冲突的,因而注定处在矛盾与尴尬的两难境地。如何在寻求“政府支持”与“专业独立性与专业伦理”这种微妙关系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理想状态下,政府、市场与社会是并列的三方。NGO本属于社会的范畴,但中国的现实是绝大多数有影响的NGO游离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是各种类型的NGO,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场所理应是 NGO,政府社会福利部门、企业也吸收少量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就业状况与NGO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工作教育及其职业化发展必须以NGO的发展为前提。但是中国大陆 NGO发展严重滞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担心与提防NGO发展壮大后可能出现的政治诉求;二是NGO发展所需资源多缺少制度性保障。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

    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片面的理解,以为 NGO与社会工作发展所需资源主要靠NGO与社会工作者自己筹措,即NGO与社会工作发展所需资源大多来自于体制外。而在西方和中国港澳台,情况正好相反。⑥没有可调用的资源,社会工作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艰难曲折是可以想象的。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不仅要放眼全球,而且应该在本国独特的环境和制度中找到根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并具有独创性。⑦从全球视野来看,“西化”的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和本土特殊环境相结合的互动过程看似一种明智的选择。而中国社会工作是否也能“自觉”地谋求产生某种“改良主义”,最终走向有中国特色本土化发展之路?而社会工作界怎样才能提供一种“教育姿态”来告诉学生如何介入社会热点问题,则是广大社工教育者最大的苦恼。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社会工作正尝试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道路,伴随专业性的增强,社会工作又开始划分为医务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等多个方面。如此名目繁多的工作领域让人感慨社会工作的触角可以有如此之多。西方国家的发展表明,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完善需要一定的土壤与空间,而中国社会工作者可以“腾挪”的舞台却如此之小;除了资源的匮乏,如果将“纷繁”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进行比照,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繁荣”的背后,是一种“西学东渐”式的模仿。社会工作所进行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努力,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专业化”而做的专业化: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或者由政府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建立,其目的为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地位的提升与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和实践。为了证明自身的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切入角度多以政府施政政策考虑为主,使政府所推崇的那一套成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准则,学界领袖也多沦为政府政策的注脚。在此情况下,何谈本土化的介入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

    整体来看,社会工作者介入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是整合资源,为案主争取权利、资源与福利。但在中国,这些资源究竟在哪里?社会工作者又能去哪里寻找?一方面,在强势政府面前,社会工作实务承接部门与政府处于严重不对等的弱势地位,社会工作者的权利在公权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即便只有少得可怜的资源可供社会工作者整合与调配,也缺少制度性支持,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度性资源支持,社会工作不得不高度依赖于非正式资源,而这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国的社工教育或实务操作中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要多联结非正式资源的支持,减少对于正式资源的依赖,还冠以扩大非正式资源的使用率和受益群体的名号。实际上,这种对于资源运用的方式,不仅增加了社会工作的难度,而且是将正式资源与非正式资源放在一种同等的位置上以模糊视线。⑧

    正式资源是国家、市场提供的资源投入,能够满足社会发展中普遍的基本需求,非正式资源只能作为正式资源的补充,而不能代替正式资源。例如,作为非正式资源的社区、家庭资源因为可及性而能够作为正式资源的补充,但不能依赖非正式资源进行社会服务。非正式资源具有差异性,只能满足社会的一部分需要,能量和能够产生的效用也不是能与正式资源相等同的;且社会工作者联结非正式资源时,要求其自身具有很高的专业能力。在强调非正式资源运用而忽略正式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服务得不到资源的配合从而无法进行的状况,就会被归罪于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不足,却忽视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背后的政治议题,并掩饰了国家资源投入的不足。需强调的是:案主所遭遇的问题很多是资源不足带来的,本身并无严重的心理、观念与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需要救助的案主,没有“真金白银”,光靠社会工作者的三寸不烂之舌是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

    四、社会工作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与意义

    除了以上种种无力感,我们还会发现社会工作具有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维护现政权或现有制度的天然功能。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制度本身是否值得社会工作者去维护?假如社会工作真的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那么这种“洋为中用”的成功是否就能让我们对体制性问题甚至是缺陷视而不见,拖延“坏制度”革新的步伐?社会工作者维护一个“坏制度”的结果从短期看与从长期看可能是根本不同的。短期看,减轻了社会的痛苦,增加了民众的福祉,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也减轻了制度变革的压力,进而延缓了制度变革的进程。果若如此,这岂不意味着社会工作事实上沦为一种社会变革的阻力?

    换一种视角,如果社会工作者没能扮演好问题调停者的角色,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是否就能认为社会工作是多余的、无端挥霍纳税人钱财的政绩工程?这对于社会工作者是难以接受的。在中国,很多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维护既得利益,且在不需要改革情况下弥补制度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从而难以真正实现倡导社会工作与改革的作用。如此这般,社会工作究竟是该搞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庸碌无为,从而避免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

    因此,作为社会工作者,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制度性障碍,而体制性问题则是目前社会改革最需攻坚的部分,社会工作只是一个补缺性质的“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只有在积极的社会政策推动下,社会工作者才能安心地、脚踏实地地评估社会工作的实践效能。社会工作对于化解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有何突破?对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协调与和谐相处有哪些具体良方?培养的社工专业人才怎样从容、高效地介入社会矛盾调解,推动政府创新社会服务?这些都需要政府对社会工作者的宽容与建设性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都是制度性或结构性的。制度性社会问题,仅靠社会工作是无法解决的。长期地看,社会工作本身还可能会使得很多社会矛盾被掩盖,不是被解决,而只是减轻了进行制度性变革的压力。因而社会工作者工作越努力,某种意义上为延长一个不合理制度的运行做出了越多的“贡献”。果若如此,社会工作者究竟是“为”还是“不为”?如果“为”,又该如何“为”?

    中国的社会变革很多时候是需要鲜血与生命作为祭品出现的。虽然有点残酷,但事实就是这样。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志刚的“死”,中国的收容遣返制度能这么快就解体吗?从这一点上讲,以孙志刚的生命换来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对孙志刚个人而言是极其残酷的,但对社会来讲,孙志刚的“死”确是“值得”的与“重于泰山”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工作界能容忍这样的牺牲吗?

    典型的例子是:某地NGO受地方政府之托,选派大量社会工作者进入某企业,协助筛查出“有问题”的员工。员工们把社工视作可以诉说内心苦闷的“值得信赖的人”,但正是这些“值得信赖的人”被NGO要求把有“问题”的员工名单上交,结果是这些员工被解雇。在此类事件中,社会工作者给案主带来的究竟是“希望”、“增权”、“福利”与“心灵安康”,还是严重的伤害?社会工作者们为了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就可以去牺牲案主的利益吗?类似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体制内社工”也可能会因为过度行政化而忽视案主利益,电影《不能没有你》反映的就是以自我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制度反思。

    五、社会工作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兴起主要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这种以政策催动的发展,起步晚、发展快,造成制度与环境根基的真空,尽管推动了很多专业人员的培养,但社会工作不可能在没有相应的资源网络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制度与资源真空下推动的社会工作教育使得中国的社会工作空有理念基础,却缺乏社会基础,更不要说所谓的理念基础是否真正适应于中国社会的普遍发展。因此,社会工作教育者也必须在这样一种指挥棒下培养专业人才,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就存在很多难以向青年学子交代的问题。

    教育体制本身的自我表达、扩张与再生产离不开“体制”的需要。社会工作事业在“体制”看来只是政府管事的“又一双手”,因为这双手不仅名头“体面”,而且由于政府规模本身难以无限制地扩大,借社工之手又能让“体制”在“对权力的渴望”与“权力自我约束的声称”之间找到某种平衡。那么作为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就只能服从这一目标来培养“会做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的出现,是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变体,“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体制”对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的态度摇摆不定,而背后的动机却不难洞悉:希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并与目前的行政体制脱钩,却又不希望它脱离政府的管制,演变成另外一种社会力量。更为糟糕的是:体制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恰恰不是社会工作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被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任何一名社会工作者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力感。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传统,政府对能够容纳更多社会工作者的社团组织抱有天然的戒心,而公民社会中社会工作力量由于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问题制造者。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哪怕在西方社会,社会工作者也与政府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就像一个大企业对待工会的态度一样。首先,你不应该给“老板”带来麻烦;其次,你可以适当的发言;最终,这是一个博弈平衡的生态系统。只是,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传统文化圈,“社工的自我定位”都面临“只准做事,不能发言”的类似窘境。

    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人才的就业前景黯淡。对于面临职业选择的青年人来说,爱心总是有被用完的时候,在面临生存压力时,个人通过专业学习所培养起来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是不能充饥果腹的。众所周知,NGO中社工的薪资在社会上属中低层次,而目前社会大众对社工的要求与期望很高,甚至到达了“苛刻”的地步。实务界经常无奈地表示,民众已经将社工当作了“超人”,工作超负荷与津贴的中低化,使得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很高,真正能够在实务界坚守并保有工作热情的人员需要很大的志愿精神作支撑。现在的社会工作者多属于社会的中下阶层。许多人从事社会工作也是万不得已,且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薪酬低,社会地位也很低,因而对年轻大学生的吸引力不足。最终结果是:多数社会工作者一有合适的机会就选择逃离。这充分表明:社会工作者也不能逃脱经济规律的支配。

    目前,社会工作服务于政府职能,社会工作教育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一现状仍没有改变,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也只能“隔靴搔痒”,呈现出人人皆能总结的所谓问题:“由于片面模仿,中国内地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工作本土教育体制,导致社会工作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如本土化理论和方法缺乏、专业价值观与专业认同缺乏、培养目标模糊、学校教育与实务脱节、社会工作教育缺乏反省与改革精神、过度依赖于国家体制以及就业渠道狭窄等。”⑩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研究经费限制和评比制度控制下,知识分子也多成为现有体制的利益依附者。拥有专业优势地位的学者成为政府政策的最佳辩护者,“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成为制度缺陷的最佳隐身衣,无论是社会工作的教育还是对实务界的规范,都成为政府政策的垫脚石。特别对社会工作教育的不实宣传,严重扭曲了社会工作本身边缘化这一事实。

    第一,是对社会工作的社会功效作不切实际的夸大宣传。部分社会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作救世主,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结果令全社会失望。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较为有限的。

    第二,高校许多教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在极度夸大社会工作的重要性。这一现象并非社会工作专业所独有,许多不被社会看好、就业前景黯淡的专业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即便在西方国家,类似现象也难以避免。

    第三,中国社工教育者多是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半途出家者”。尽管这些年从西方与港台等地引进了少部分接受过专业教育的社工教师,“半途出家者”们通过自学与培训,专业性也有所提高,但总体上讲,目前社工教育者的专业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四,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专业性并不强。有必要反思,社会工作教育者究竟给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传授了哪些令其他专业刮目相看的、无法替代的、实用的、过硬的专业方法与技巧?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又如何能很好地体现出社会工作的这种专业性?

    第五,社会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与专门技巧,更需要人生的阅历。一名成熟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多年、甚至10多年时间与经历的磨练。现在培养的社工专业毕业生,社会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但他们由于缺少经历与阅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少在工作初期是很有限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刚走出校门的社工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可能远不及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街道大妈。因此,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对社会工作者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并要给他们身上添加与社会工作专业有关的工作压力与责任,以加速他们的成长。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有这个耐心吗?给他们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与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了吗?一方面,社会希望招纳进来的社会工作者能立即“会做事”与“解决问题”,而这与一名成熟社会工作者需要多年磨练本身相矛盾,也超出了刚跨出校门的社工毕业生的能力范围,结果往往是对其的失望。另一方面,出于对社工专业的误解、基层政府与社区疲于应付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考核等,往往安排新进入的社工毕业生从事与社工专业关联程度不大的工作,特别是文字工作,从而限制了他们专业知识的发挥与成长。(11)

  六、对社会工作的未来展望

    (一)社会工作者的归属问题

    作为公民社会载体与社会工作者主要就业场所的NGO发展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没有完善的法规与制度保障,这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一大瓶颈。一方面,能较多吸纳专业社会工作者的 NGO发展受到严厉管制而步履维艰并异常弱小,故而对补充人才力量的需求显得并不那么迫切。另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序列中,“公务员、事业单位、社会工作者”对毕业生来说,显然是属于不同阶层的三类人,因而其选择也呈“一边倒”取向。所以,我们总能听到这样一种呼声:“适应当前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定一部类似《教师法》的《社会工作者法》,从法律上确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这恰恰反映了社会工作者没有相应的社会与法律地位,只能苦苦等待被纳入“体制内”而已。

    (二)本土化困境与专业缺陷

    教育内容与实际脱节。中国学生学习与西方学生相同或相似的教科书,应用相同的理论与方法,在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这是模仿学习导致的非预期结果。看似繁盛的社工教育和培育出的大量的社工专业毕业生,真正从事社会工作者却不多。与现实脱节的教育不断贬抑着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力不从心的实务实践也使真正对社会工作抱有热情的工作者越发稀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多变成纸上谈兵——虽然近年来从政府到社会的某些努力,让我们似乎看到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丝曙光。此外,过分注重对西方理论的移植,而忽视传统文化及处境对社会工作实务的深刻影响,对本土实务工作发展与评估也往往关注不够。

    社会工作专业的真正发展不仅有赖于政策支持,要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切实服务于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能够建立专业地位与权威;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探索和建立能够促进专业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专业方法,培养可以胜任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十分注重专业素质锻炼、价值观培养、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应当紧紧与社工实务相扣,并且建立在实务的基础上,而这种实务的基础则主要是NGO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和对其能力的要求。当然,社会工作教育也不能一味地满足实务界或NGO的需求,这样会使教育失去自身的主导性。

    所谓的建立在实务之上的社会工作教育,并不是现在NGO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只注重实务操作和重复执行性的工作,而是要能在实务的基础上去反思与分析研究,在实务中探索出实务理论。社会工作教育要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懂实务且具有反思能力者,既有能力从事专门性研究,又会从自身经验发展出社会工作的模式与理论,对社会工作教育和NGO发展都能起到推进作用。这才是社会工作教育者与NGO需要合作共同达到的目标。

    (三)价值冲突仍将持续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文化传统。当这种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就不得不面临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12)

    诚然,中国面临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国的社区管理还是一种“大妈”文化与“单位制”的延续。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下,“洋方法”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医治能力是值得怀疑的。而专业社会工作者由于缺少必要的正式资源的支持,似乎还是沿着高度依赖非正式资源这种形式来缓解社会问题。对于体制性问题及其根源,社会工作者很难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因而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样一种困境中,社会工作者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如何规范自己的价值观,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社会工作教育者来说,怎样告诉现在有志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年轻人一套工作理念与处世态度,显然需要每一个社会工作教育者进行深刻反思。

    七、结语

    中国社会工作受到资源与制度的双重制约,工作内容与工作边界也被限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主要依靠非制度性资源支撑的社会工作,不可能走远。二是社会工作者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者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要想大有作为是不可能的。三是社会工作者究竟是“为”还是“不为”?即便“为”,又如何“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四是缺少专业性与专业独立性的社会工作及其教育难以走远,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建立起专业的社会地位。

    注释:

    ①除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中国”特指中国内地。

    ②“惠”的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恩,好处;二是给人财物或好处。惠民是封建帝王对黎民百姓施予的恩赐或好处,公民社会不存在政府对民众的“恩惠”。因而公民社会是不存在“惠民政策”之说的。

    ③行红芳:《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社会工作》2010年第6期(下)。

    ④范明林,程金:《核心组织的架空:强政府下社团运作分析——对H市Y社团的个案研究》,《社会》2007年第5期。

    ⑤朱健刚:《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转型:一种理论视角》,《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⑥行红芳:《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社会工作》2010年第6期(下)。

    ⑦Midgey 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Learning from the Third World”, Social Work, 1990(4).

    ⑧这与社会福利社会化思想在中国的演进与异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⑨社会工作者及其NGO对政府来说既是伙伴,又是压力群体。

    ⑩周利敏:《全球地域化视域中中国内地与西方社会工作教育互动关系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1)行红芳:《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回应》,《社会工作》2010年第6期(下)。

    (12)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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